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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茶站台的东坡兄弟,如何在大宋朝廷掀起风云?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8-06-27  来源:看历史  浏览次数:1627
 元祐元年(1086年),苏轼还朝,初为起居舍人,也就是“掌记天子言行,制诰德音,四时气候,四方符瑞。”(《宋史•职官志》),过起了“上樽日日泻黄封,赐茗时时开小凤”的生活,常常有皇帝和太后的赏赐,喝的茶越发精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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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做中书舍人和知制诰时,每天要代表皇帝、太后发布各种奖励、慰劳、赏赐的文件,叫做“口宣”。查检《苏轼文集》,涉及“茶药”的“口宣”超过了30条,可见,茶在当时宋朝内政外交、士民生活中,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。
 
无上尊荣的背后隐藏着随时袭来的危机,苏轼危立魂惊之中,竟然思考起“收身早晚回”的问题来。黄庭坚送双井茶给他,劝他抽身而出,归隐山林。苏轼似乎被说服了。但后来,苏轼苏辙兄弟,还是先后为“茶”站台,甚至一度把自己的人生境遇与为“茶”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 
为茶农站台引发的“乌台诗案”
 
有关茶农民生问题,苏轼坚决站在了茶农一边。
 
熙宁、元丰年间,一群苛酷之臣经营四川茶马,变本加厉,到元祐元年秋,即有人上奏朝廷,言“陆师闵茶法为川陕所害,廉奏罢其太甚者”。苏辙元祐元年官右司谏,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疏《论蜀茶五害状》。
 
“乌台诗案”,苏轼身陷囹圄,苏辙上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云“臣闻困急而呼天,疾痛而呼父母者,人之至情也。臣虽草芥之微,而有危迫之恳,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”一语,即震慑于心,而同其情。但是苏辙当时所救者,至亲兄长。今天我们再来审视这篇《论蜀茶五害状》,发现苏辙的胸襟,由爱一人及爱天下人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 
苏轼当年怜农,遭遇“诗案”,然苏辙之同情西蜀茶农,与苏轼异曲同工。宋之后,为三苏所立祠者遍布,香烟不断。
 
被苏辙痛批残民害政的茶交易
 
“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,不与商贾争利,四民各得其业,欣戴圣德无有穷已。唯有益、利、秦、凤、熙河等路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,又以茶法影蔽市易,贩卖百物。州县监司不敢何问,为害不细,而朝廷未加禁止。”好政策便民、利民,坏政策残民、害民。苏辙坚持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造成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,影蔽市易,乱法乱政,为害不小。
 
接下来,苏辙陈述川陕四路中榷茶的历史,着重指出,淳化年间横征暴敛,造成茶贩王小波、李顺“因贩茶失职” ,于是“穷为剽劫,凶焰一扇,两蜀之民,肝脑涂地,久而后定”,给朝廷带来无穷之灾。“近岁李杞初立茶法,一切禁止民间私买。然犹所收之息,止以四十万贯为额,供亿熙河。”苏辙在文中提到从川茶中“掊取”的收入,送到熙河的前线去了。
 
茶法的执行也是“害民之余,辱国伤教,又有甚者” ,知州、通判、诸县令佐,本来其职分是按察吏民、抚字百姓的,却与贩茶专营者相互勾结,共同分利。监茶之官,发运茶一万驮就可升职,知县完成任务也减去三年磨勘。这样的结果就是“贪冒滋章,廉耻不立”,苏辙非常痛恨这种把“国之名器轻以与人”的现象。
 
他还说“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”,残民害政。苏辙条清缕析,事实论据,对比说理,无可辩驳:盗贼窃钱二贯,只判刑一年,给抓捕者赏钱5钱;百姓用八百钱买茶40斤,就判刑一年,给抓捕者赏钱30贯,这种判罚明显不公平。在运输上,涉及军事机密以及重要的盗贼的文件,特快专递每天规定400里,马递日行300里,如果违限两天,判刑一年;“今茶递往还,日行四百里,违一日,辄徒一年” ,这种针对茶叶递送的立法比传递军事机密还要严酷,其结果是:“但以远民无由申诉,而它司畏惮,不敢辩理,是以公行不道。自始至今,十余年矣。”
 
官榷对蜀茶的第一害:害的是茶叶种植户。其一,益、利路所在如邛州、蜀州、彭州、汉州、绵州、雅州、洋州、兴元府三泉县等地,都是种茶为生。自官榷以来,采取“重法胁制,不许私卖,抑勒等第,高秤低估”等手段,造成茶业价格逐年递减,现在已经减少到原价的一半了。茶官又于每年秋籴米给茶户,往往高估米价,强糴给茶户,说是“茶本”。等到来年春茶采摘,茶户纳茶的时候,常常低估茶价,又以大秤称量,茶户又遭损失,这就是“青苗茶”。茶叶专卖,又巧立名目榨取钱财,如“牙钱”、“打角钱”之类,以至征收到五分以上。商人们自然不肯多出价钱,其结果又把损失转嫁到种植户身上,以求易售。还有,茶叶未实行官榷时,种植户常常会采摘晚茶,称为“秋老黄茶”,不限早晚,随时即卖。但是官榷之后就不收“秋老黄茶”了。官不收,种植户只好私卖,私卖就犯王法了。
 
官榷对蜀茶的第二害:害的是民。川茶茶法,规定只能贩茶,但是官吏们“缘法为奸” ,贩布、贩大宁盐、贩瓷器等,脚夫返程还贩解盐入蜀。这些盐入蜀之后,仍以“官榷”的形式,分配州县。新近所设的都茶场“拘拦百货”,其中搜刮的纱罗全部卖到陕西,“夺商贾之利”。除了买卖,还搞质押典当。苏辙说,朝廷最近罢去王安石青苗法、市易法,百姓拍手称便。唯独西南仍潜行二法,此地百姓独不蒙恩惠。
 
官榷对蜀茶的第三害:害的是税。多重增税,多行欺诈,茶税亏减,兼害酒课,商旅不行。苏辙特别从纸币交子兑换银钱的增减现象中,看到了茶法害政的情况。
 
官榷对蜀茶的第四害:害的是运茶之险。其四,蜀道行于溪山之间,从四川运茶至陕西,最为辛苦。苏辙举例说,元丰初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运茶,不到两年,这些人死的死,逃的逃,没有剩下几个人了。茶官只好命令州县雇人搬运。雇不到人,就去差遣税户。百姓受其骚扰,一言难尽。最后想了一个办法,就是设置递铺。每隔15里就设立一铺,招收军士50人,起屋60间,政府投入经费156贯,加上民力的帮助,勉强能够运转。现在已经设了百余家递铺了。如果200家递铺建成,就增加了军士1万人,每年耗费衣粮20万贯以上。军士招收不足时,就让各州厢军顶替。每个州都缺人,事情总是难以奏功。还有,一个人运送茶,每天搬运四驮,重400余斤,回程是装载解盐,山谷中来去,危险重重,一旦天雨路滑,就危险了,货物损失,只好逃亡躲藏,造成悲剧。运茶之危险,称“纳命场”。
 
其五,蜀茶官榷,不仅害蜀,也害到陕西。“卖茶地分止于秦、凤、熙河,今遂东至陕府,侵夺蜡茶地分,所损必多。”苏辙并未囿于一隅,专为蜀茶说害,蜀茶官榷,还害及陕府,这是苏辙的大格局。
 
被苏辙连上奏疏贬窜的茶官们
 
苏辙认为,赋税固然重要,如果伤及国本,失了民心,那不顾一切的“掊取”不过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,因此苏辙继续奏状,要求贬窜那些见利忘义之茶官以及有关官员,首先上疏《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》弹劾郭概、韩玠二人。
 
郭概是朝廷派去调查蜀中茶、盐以及市易的提点刑狱,他的责任是调查实际情况,上报朝廷。但是这个人“观望阿附,公行欺罔,其所奏报,并不指言实弊”,又“畏惮茶官陆师闵,事势不敢依限体量。此又足以见其意在拖延,观望附会” ,“今既不依朝旨相度,却于职分之外擅引三赦,意谓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,附下罔上,肆行胸臆,情理难恕。”这就是严重的失职之罪了。还有一条罪状,袒护提举官韩玠,意欲趋附其时任右仆射的叔祖韩缜。苏辙还在其中加了一条郭概为官上的劣迹:“况概资品鄙陋,尝通判凤翔,坐失入死罪,去官系监,当资叙。因缘权幸致位监司,而附会欺谩略无顾惮。”因此苏辙建议朝廷“先行罢黜郭概,所有卖盐、榷茶、市易等事,乞别委官体量施行”。
 
提举官韩玠在数据统计时,以一个小小的灵泉县所收的利息增加了,就监督所有的县以灵泉县为标准,目的在于多得息钱。此人“或行遣,或释放,或原赦,或不原赦,自是临时圣旨指挥,非概人臣所当预定”。
 
最后,韩玠被贬窜,通判河南。移文也由苏辙亲拟:“敕具官某:尔家世公卿,当识治体。而西南之政,俾民惊扰,达于朕听。往贰西都,服我恩命,无怠循省。”
 
苏辙韧性十足,一鼓作气,一心一意要拿下陆师闵,他在《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》中写道:“右臣近曾奏言益、利等路茶事司,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。朝廷已差黄廉体量利害。乞先罢茶官陆师闵职任,使四路官吏不忧后患,敢以实害尽告黄廉。今闻朝廷却差黄廉就领茶事,臣窃以为黄廉若以专使按榷茶之弊,则身无利害,茶事巨细势必具陈。若身自领茶事,有课利增损、边计盈虚之责,则茶之为害,势必不肯尽言。兼朝廷本为远民无告,特遣此使,使事未达而就除外官,小民无知,必谓朝廷安于虐民,重于改法。此事体大,宜速有以救之。朝廷必谓陆师闵蠹害四路为日已久,不欲别差替人,淹延岁月,因黄廉在彼,即行替罢。事虽稍便,理有未尽。臣欲乞选差清强官一人,与黄廉同共体量,候了日赴阙面奏利害,所贵不敢隐蔽茶弊,四路之人终被德泽。谨录奏闻,伏候敕旨。”
 
又有《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》:“右,臣近奏乞选差清强官,与黄廉同体量蜀中茶法,寻蒙朝廷差杜紘前去,既而详定编敕所奏留杜紘。紘既不行,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见差人同黄廉体量。伏乞检臣前奏,别选差一人,所贵黄廉不敢以课利增亏自作身计,尽具茶法利害闻奏。谨录奏闻,伏候敕旨。”
 
苏辙在《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》中判断说,如果朝廷罢去益、利路榷茶之法,有五个好处:一是益、利茶户,不会被官场“以贱价大秤抑勒收买”;二是“民间采茶,凡有四色,牙茶、早茶、晚茶、秋茶是也” ,“今既通商,则四色茶俱复采” ;三是“所运减半,则茶递役兵及州郡雇脚,皆得轻减” ;四是“陕西茶商既行,岐、雍之间,民皆食贱茶”,也就是说,那两个地方的百姓可以喝到价格便宜的茶;五是“益、利诸州百货通行,酒税课利理当自倍” ,其他货物的税利会成倍增加。苏辙说:“由此观之,朝廷若但和买边郡合用茶数,只于边郡立榷法,其余率皆通商。此法一行,则上讲三说之弊自除,至于供给蕃部,收买战马之利,则与三说无异。以此较之,利害可见。谨录奏闻,伏候敕旨。”
 
说一个人有创造力,表现在其破之后能立,立之有法、有理、有据、有力,可操作性强,管理省,民称便,国家安全。苏辙为保卫蜀茶所做的一连串事情正是如此。
 
为权利抗争点赞
 
苏轼,也没有闲着。
元祐三年十一月作《送周朝议守汉州》,怒斥“为西南病”的“二李”,说,岷江岷山的百姓都记恨他们,而挺身而出折其锋芒的,就有周朝议。朝议名表臣,字思道。“茶为西南病,岷俗记二李(谓杞与稷也)。何人折其锋?矫矫六君子(谓思道与侄正孺、张永徽、吴醇翁、吕元钧、宋文辅也)。君家尤出力,流落初坐此。谓当收桑榆,华发看剑履。胡为犯风雪?岁晚行未已。念归诚得计,顾自为谋耳。吾闻江汉间,疮痏有未起。莫轻龚遂老,君王付尺箠。召还当有诏,挽袖谢邻里。犹堪作水衡,供张园林美。”
 
苏轼赞扬包括周表臣在内的正直官员为蜀茶的权利奋起抗争的行为,并说,皇帝圣明,把为民请命的权力交付给像周表臣这样的老臣。苏轼鼓励说,通过你们的努力,蜀山蜀水,一定会更加美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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